我们从9世纪开始隐约见到科学复兴的曙光。（可以参阅佐纳拉斯和锡德雷努斯的著作。就像修士培根一样，“哲学家”利奥六世因无知而转变为魔术师。然而这并不算很过分，如果他是神谕的作者，而神谕通常归之于同名的皇帝。利奥六世就有一份物理学抄本藏在维也纳图书馆，算了，别说啦!）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热消失以后，哈里发渴望征服帝国的艺术而不是行省，对于知识的渴求，重新燃起了与希腊人一争高下的意愿，要把古老图书馆的灰尘擦拭干净，接受教导要了解和奖励哲学家，对于这些哲学家迄今为止付出的辛勤努力，只有学习的乐趣和真理的追求是他们唯一的报酬。米凯尔三世的叔父巴尔达斯恺撒是文学的保护者，靠着这份功劳让后人记得他的事迹，原谅他那非分之想的野心。他的侄子虽然放纵于罪孽和愚行，但仍在巨大财富中拨用极少一部分，在马格奥拉皇宫开办一所学院，由于巴尔达斯的亲自参与，鼓励师长和学生在求知方面的激烈竞争。哲学家利奥是帖撒洛尼卡的大主教，他的学识凌驾于众人之上，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的造诣，使得东部的外国人士都大为景仰，像这样一门奇妙的学问获得众人的轻信，更是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们用恭敬的态度表示，一切常人所无法理解的知识，必然来自灵感和法术的作用和效果。

名声显赫的佛提乌（有关佛提乌在教会任职和文学造诣的特性，汉克乌斯和法比里修斯曾进行过长时期的讨论。）在这位恺撒朋友的请求之下，放弃在世俗一心研究学问的自由生活，荣登教长的宝座，却先后被东部和西部的宗教会议开除教籍罢黜圣职。但甚至仇恨他的教士都承认，这位深思熟虑、手不释卷、口若悬河的通才学者，精通除诗歌以外所有的技艺或科学。就在佛提乌担任Protospathaire或卫队队长这个职位时，奉派成为使臣前往巴格达晋见哈里发。（提到哈里发的宝座就是指巴格达，叙述他的出使不仅满足好奇心，也带有训勉的意味。但是他怎么会有能力取得这些书？巴格达没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自己能带的行李有限，也不可能全靠记忆。然而，虽然后者令人难以置信，但受到佛提乌自己肯定。卡穆萨特有清楚的叙述。）像这样的流放甚或监禁为时甚为冗长，即使在准备不够充分的状况之下，也足以让他撰写《文库》一书作为消遣。这是学识渊博而见解精辟的伟大著作，他用不拘一格的文体评论了280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辩论家、哲学家和神学家，简要摘录他们的叙述和理论，赞誉推崇他们的风格和特质，甚至用审慎的自由作风批判教会的神父，破除那个时代的迷信思想。

巴西尔皇帝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教育而感到遗憾，就把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“哲学家”利奥托付给佛提乌照顾，因而这位皇帝登基以后的时期出，以及他的儿子君士坦丁·波菲洛吉尼图斯统治期间，成为拜占庭文学最为兴盛的时代。这两位皇帝极为慷慨，搜寻古代的文献存放在皇家图书馆，聘请学者专家动笔节录或删改，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欲，使文献不致过分冗长而令人厌烦。除了《巴西利克》这部法典以外，有关农业和战争的技艺这些能用来养活或毁灭人类的书籍，皇帝同样不辞辛劳使其能易于流传。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被归纳在53个项目或标题之下，其中只有两个（《使臣的派遣》以及《败德的行为》）逃脱时间的自然侵蚀，还能流传下来。不论是哪一个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窥视过往世界的现象，从每一页史书中吸取经验和教训，赞誉过往那些美好的时代，并以之为师。

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详述拜占庭希腊人的作品，他们对古人有深入的研究，就某种程度而言值得现代人的感激和赞许。当今的学者仍然受益不浅的书籍，像斯托比乌斯的《哲学摘要》，苏伊达斯的《文法和历史辞典》，策策斯的《千年记事》用1.2万行诗叙述600个事迹，还有帖撒洛尼卡大主教优斯塔修斯的《荷马评注》，他的丰饶之书涵括400位作家的姓名和著作。从这些原作以及众多学者和评论家的文章中，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12世纪图书馆的规模。荷马、德谟斯提尼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使君士坦丁堡能够光彩夺目。我们对当前的财富无论是尽力享用还是略而不顾，提到那些世代仍旧羡慕不已，他们能够精读狄奥蓬普斯的历史、希佩里德斯的演说集、米南德的喜剧（杰拉德·佛修斯（1577～1649A.D.，古典学者、评论家、语言学家和神学家）和勒·克拉克（1657～1736A.D.，亚美尼亚学者）依靠微弱和传闻的证据，提到米凯尔·塞卢斯对米南德24出喜剧所写的评注，在君士坦丁堡还留存着最古老的抄本。但是就一位熟读各类书籍的学究来说，严肃或迟钝的个性与进行古典研究好像会产生矛盾：米凯尔可能与塞利乌斯相混淆，塞利乌斯研究米南德的戏剧，写出各出的大纲和导言。在10世纪时，苏伊达斯（拜占庭辞典编纂家）的作品引用50部喜剧，塞利乌斯是对阿里斯托芬素有研究的古老训诂家，苏伊达斯只要抄写他的成果就够了。）、阿尔凯奥斯和萨福的颂歌。（译注：阿尔凯奥斯（620B.C.—580B.C.）是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首，将政治的口号与诗混为一体，每首抒情诗都可敲响叛乱的警钟；萨福（620B.C.—565B.C.），希腊女诗人，作品有《抒情诗》和《哀颂》，仅有若干残篇流传后世。）经常有人不辞辛劳加以注解，证明希腊的古典作品不仅永垂不朽而且深得人心。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从两位博学的妇女可见一斑，优多西娅皇后和安娜·科穆宁娜公主是皇室人物，经过勤学苦读，精通修辞和哲学的高深修养。（安娜·科穆宁娜可能对她的希腊风格感到自负，诺纳拉斯是同时代的人物，对她并没有奉承和吹捧的言辞，说她没有真才实学，倒是相当可靠。公主精通柏拉图以机智著称的《对话录》，研究过占星学、几何学、算术和音乐。）都城的平民土语粗俗而野蛮，教会和皇宫的谈吐或至少在文字上表达出文雅和精确的腔调，有时更会尽力模仿雅典文化的纯正风格。